進入1990年代以後，中國由官方主導在經濟上進行了較1980年代更為激進的市場導向的改革。大量的公有制企業以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轉換為私人財產，大量的工人下崗。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也進一步加速，在經過14年的努力之後，中國終於加入了WTO。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流通環境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改善，變得越來越暢通無阻了。由此，全球化在1990年代後期成為中國人使用最頻繁的辭彙之一。同時，繼一度讓中國人心儀無比的法治被正式的寫入憲法之後，憲政改革也正在或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流行辭彙，以至於每逢重大的政治事件──比如十六大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生時，一些公共媒體也敢於公開的討論憲政話題，各種學者、專家也組織召開憲政研討會。甚至可以說，在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全球化與憲政已經成了中國人最寵愛的兩個辭彙。
當然，毫無疑問，全球化與憲政之間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繫。但可惜的是，迄今為止，對兩者之間的關係的梳理尚不多見。本文擬就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一些討論，在梳理兩者之間的關係的同時，也對一些相關的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因為憲政與全球化獨立開來都是相當大的問題，所以，本文的討論不一定全面，也不可能對某一個方面進行過於詳盡的討論，只能就與論題相關的問題做一些簡單的分析與探討。
歷史的終結：全球化敘事的降臨
二戰結束後，世界進入冷戰時期。以蘇聯為核心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華約集團和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陣營──北約集團。此後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兩個集團之間的相互爭鬥構成了這一時期主要的世界歷史，雙方的勢力雖然互有消長，但基本上處於均衡狀態。為了擴大自己陣營的力量並打擊對手，雙方都在積極發展軍事實力的同時向世界其他地區進行了滲透。因為雙方勢力大體均衡，任何一方都必須在行動的時候考慮到對手的可能反應，因此，世界仍然保持了表面的和平。雖然在局部地區發生了一些衝突，因為雙方都在忌憚對手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默契，儘量減少正面衝突。用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話說：「雙方的配合真是好極了」，面對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雙方採取的方式都是同樣的。」
伴隨著柏林牆的倒塌，社會主義陣營加速崩解。1980年代後期，蘇聯在政治制度上進行了一些修改，對東歐國家的管制也開始放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戈」，通過各種方式打破原來已經僵化了的官僚制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開放黨禁，擴大公民自由權利。大多數人已對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感到絕望，希望能另找出路。到蘇聯解體時，它已經是最後一個「向資本主義投降」的華約集團成員了。幾乎所有的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已實行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政治上開放黨禁，實行民主競選；經濟上大規模急劇私有化，實行休克療法，鼓勵私營經濟發展。因此，當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黯然落下時，人們有理由認為：社會主義已經歷史性的失敗了，人類歷史已經進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了，資本主義成了人類的共同使命。有人把這稱為「歷史的終結」。
然而，歷史真的終結了嗎？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給人類帶來的是永久和平與共同幸福的福音嗎？不，事實證明，人類大同的時代遠未到來。長期不間斷的中東衝突，九一一事件給人帶來的巨大震撼，伊拉克上空尚未散盡的硝煙，恐怖主義仍然在四處蔓延，南北差距正在變得越來越大……這一切都提示著：人類共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未帶來共同的富裕、和平與幸福。歷史還沒有結束，人類的道路還漫長，更多的挑戰仍然擺在面前。
從1992年開始，原來的關於市場經濟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被強制性的擱置，計劃經濟體制被宣佈為歷史性的錯誤並受到深入而嚴厲的批判，市場經濟在意識形態話語中取得主流性的話語權勢，所有市場中出現的問題都被官方與經濟學家們解釋為計劃經濟時代的殘餘影響。每當這樣的時候，市場本身總被當成是無辜的，責任則被推給了"社會轉型期"這一含義不明的詞語。市場經濟在官方的保護與大部分知識份子的期待中隆重出場，導致的結果是市場成了一個政治正確衡准，任何對市場本身的批判都受到人們"保守"的嘲笑。這種語境中的市場像一個備受寵愛的孩子一樣，漸漸變得跋扈起來，"市場能否接受"在一段時間裏成為衡量一切東西的價值的衡准。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一旦確立下來，中國社會中除了政治的所有方面都開始了較1989年以前更加劇烈的變革，市場社會在中國逐步浮出水面，漸具雛形。市場社會的形成則進一步引起了中國更深層次的變化，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也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在1990年代的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向外國資本開放的清晰軌跡。1996年，中國入關的呼聲空前的響亮起來，20世紀最後一年，中國終於如願以償的加入了WTO，成為國際市場體系的一部分。與?讼鄳蚧葟膶W術討論開始，再由官方認可，最後為普通社會公眾所接受，成為公眾視野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辭彙之一。
到今天，中國人確實已經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西方發達國家的暢銷圖書可以被以最快的速度翻譯為中文出現在中國的書店裏；九一一事件時，成億中國人與美國人一起感受了這震撼性的時刻；伊拉克戰爭中的一個戰鬥場面也被全世界同步轉播，中國人觀看的熱情一點不比看世界盃比賽低；中國新的社會精英對美國大城市甚至比對中國內陸城市更熟悉；進入中國的大型跨國企業也已適應了中國的水土環境。民族認同、國籍身份這些概念正在日益失去其固有的意義。全球化生活的時代已經開始。甚至連反全球化的運動也以全球化的方式進行，誰還能阻止全球化的全面展開？
「歷史終結」以後，使全球化時代的降臨；全球化的降臨，表明「歷史終結」已是「已經」，成為一個完成時態的事情。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中，憲政成為另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
憲政話語的外部話語勢力
憲政之於中國，並不是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是個新鮮事物。恰恰相反，差不多正好一個世紀以前，中國就曾出現過類似的訴求，並獲得了比它在今天所能取得的話語空間更大的空間。半個世紀前，中國幾代知識份子就曾鼓吹這一政治-社會制度。由於歷史性的原因，這一血脈中斷了半個世紀。半個世紀後，20世紀末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延續這一血脈的聲音。
從理論淵源上講，當前憲政話語的復活當追溯至1980年代末期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從1980年代後期盛洪等人向中國翻譯介紹制度經濟學開始，到1990年代，制度經濟學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主要的學術流派。制度經濟學成為經濟學主流之後，經濟學向其他學科大面積入侵，形成「經濟學帝國主義」，其他學科為因應時勢，也開始多少接受了制度經濟學的部分方法與假設，尤其以法學為甚。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經濟學火速竄紅，從「庸俗經濟學」一躍而成為顯學，而法學也借著「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的東風成為熱門學科。經濟學與法學的竄紅最後彙聚成社會理論的興起，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理論順理成章的成為1990年代後期的學術焦點。借用哈耶克理論，中國學術思想界對中國20世紀的歷史做了全面而嚴厲的清算，最後形成的共識則是只有憲政才能保證中國社會的穩步發展。
憲政話語復活時，中國正處在一個複雜的話語場之中。在全球化這個大的背景下，主要的話語形態包括：
1. 意識形態話語
進入1990年代以後，官方意識形態之於原先僵硬的立場而言，已有了很大的撤退和調整。首先，放棄了教條的計劃經濟體制。從1992年開始起認可並提倡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逐步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鄧小平理論的提出則標誌著這一過程的完成。其次，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有所退縮，在新近的「三個代表」理論提出後，民營企業家被允許入黨並可取得相應的參與政治的機會。再次，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和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一再強調並沒有妨礙其他聲音的出現。毫無疑問，官方意識形態話語仍然是中國最強勢的聲音，但這種意識形態經過調整後在許多領域都放棄了主導權，尤其是在學術領域。因為佔有著中國最豐富的宣傳資源，意識形態話語仍然佔有相當大範圍內的話語空間，任何一種聲音的出現都不得不正視它的存在。對於其他的話語形態而言，它甚至構成了一個最致命的威脅，任何與它的正面衝突都可能威脅到自身的生存。但是，這並不影響它被符號化的事實，在大多數人的內心已經對它缺乏像先前那樣的順從了。
2. 自由主義
在1990年代中國的話語場中，自由主義幾乎帶有政治正確的味道。自由主義至少應該包括兩個分支：理性自由主義與保守自由主義。到目前為止，因為經濟學的強勢，佔主流的仍然是哈耶克一路的保守自由主義。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旗幟下似乎站著一群並不相同的人，包括權威主義、民主主義、保守主義、激進自由主義的各種思想流派都對自由主義表示了認同。而在這些自由主義者中，為數最多的則是具有經濟學專業背景的知識份子。因此，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多少呈現出「經濟學自由主義」的特點：按照經濟學的假設解釋歷史，以經濟學方法論證政治制度的演進軌跡，對市場自發調節的能力表現出一種索羅斯﹙George Soros﹚所謂的「原教旨市場主義」的迷信態度。更需要注意的是，憲政在今天的語境中，許多時候都被表述為「自由主義憲政」，論證憲政的歷史與現實的正當性時，自由主義政治──社會理論是最主要的資源。而且，這種自由主義又往往被表述為「英美自由主義」，憲政模式中最為人們所稱道的也是「英美憲政」。因此，憲政被許多人當成自由主義話語的一種，談到憲政，總要多少涉及到自由主義理論。在相當多的自由主義批評者那裏，憲政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甚至否棄，而認同憲政的人往往同時也認同了?鳛橹髁鞯谋Ｊ刈杂芍髁x。
3. 新左翼
與自由主義一樣，新左翼是一個並不準確的命名。在被稱為新左翼的人中，包括了民族主義者、激進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毛主義者，甚至還有部分的後現代主義者，以及國家主義者。這些立場十分不同甚至對立的人之所以被命名為新左派或新左翼，主要是因為他們都對自由主義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從1997年開始，主要在1998年進行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中，一部分不負責任的自由主義者把對自由主義持批評態度的人統稱為新左派，並謬種流傳，造成了一個1990年代後期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使中國知識份子以對自由主義是否認同為標準而劃分為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1998年被有些人總結為「自由主義浮出水面」的一年，但事實上，這一年更應該被總結為「新左派浮出水面」的一年。因為自由主義在潛在層面上為事實上充當了改革開放的論證理論，一直都相當活躍，而在「現在主要仍然是防左」的官方意識形態之下，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長期壟斷在官方手中，因此左翼傳統才真正出現了中斷。作為一種對現實社會強有力的批判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在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一直處於缺席的狀態中。在知識份子內部，馬克思主義長期被拋棄，或者被當成一種已經被歷史證明為錯誤的理論。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
之爭中，馬克思主義自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以批判的姿態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但是，被命名為「新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僅僅是一種知識份子立場，主要指知識份子堅守自己的立場，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對現實進行批判。更多的情況下，「新馬克思主義」只是表現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機械複製與教條化的運用，因而往往不被重視。但是，即使如此，作為一種對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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