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应确立单位累犯的刑罚条件。现行刑法所设置的累犯构成的罪质条件，是前后两罪必须都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而单位犯罪实行两罚制，就单位本身而言只是被处罚金，因而不能满足目前刑法规定的累犯的罪质条件。但我们应当看到，现行的累犯制度是从1979年的刑法沿袭下来的，在立法设置的当时，仅仅是针对自然人的累犯而言，根本未考虑单位犯罪的存在，更不用说单位累犯的构成。但是，现行累犯制度不适用于单位累犯，并不能成为法理上单位不能构成累犯的理由。

　　单位犯罪在我国刑法中被确立得较仓促，是基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性立法。涉及单位犯罪的许多问题均未经过足够的理论研究与积淀，尚有许多漏洞与不尽人意之处。这不仅成为立法失衡或者立法逻辑漏洞的主要表现之一，而且成为困惑司法实践的主要疑难问题之一。以单位累犯的刑罚条件，是指单位累犯制度所要求的单位所犯前后罪至少应判处何种刑罚。有论者主张以前后罪均是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罪来作为单位累犯的刑罚条件。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如果这样做，无异把单位等同于自然人累犯。用来作为单位累犯刑罚条件最低要求的刑罚应是犯罪单位刑罚的整体，而非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刑罚。由于单位犯罪的刑罚由单位受罚金刑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罚组合而成，故单位累犯也应对这两部分提出要求。如对直接责任人员可要求前后两罪均是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单位则可以是前后两罪都应是承担一定数额以上的罚金刑或资格刑以上的刑罚，只针对单位或直接责任人员中任何一方提出累犯的刑罚条件都是不公正的。

　　4、确定单位累犯的时间条件。要确定单位累犯的时间条件，应充分考虑到单位累犯的社会危害性与预防单位犯罪的客观需要。刑法规定自然人累犯的时间条件是“五年以内”，在同类罪中，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远比自然人要严重，预防单位犯罪所需的时间跨度也长。单位累犯的社会危害性也远远重于同种犯罪的自然人累犯。同时，社会危害性也决定了对预防单位再犯的需要更为迫切。所以，单位累犯的时间条件应长于五年，可定为“七年之内”或“十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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