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东亚金融危机已经波及欧美的压力下,人们对1999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如何预测议论颇多。在世界银行和欧盟都降低了对199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影响下，部分经济学家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可能性持五五开或四六开判断。在我国最近的讨论中，人们则尤其关注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何时全面爆发，是否以及怎样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影响。

对此本文认为，尽管那些大型金融资本集团明白，他们正在朝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单行道上疾驶，但没有任何垄断资本、特别是最腐败的金融垄断资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动改变自身与生俱来的追逐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误，就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龃”。我们也有可能象其他东亚国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增量利润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是本文对所谓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理解。


中国已经有47年的高增长，改革前27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最近20年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此在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条件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可是，人们在享受高增长的带来的现代化消费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

由于本文作者曾经早在1988年5月写的“危机论”中就指出过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后来在1994年11月发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中也分析过今天才出现的国际经济问题及其本质原因。而且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确实大部分被我当年的文章不幸而言中，因此现在写作本文不能算太过于唐突。但我实在既不是预言家，也根本不是国际问题专家，甚至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了解甚少。因此，理论家们对本文大可不必介意。

一、 真正解决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并非“新政”，而是战争

我们在去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金融危机是现象，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一次复制。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认识：

1、资源贫乏使欧洲在危机压力下走向战争

在30年代初的欧洲，当危机爆发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资源的分割已经确定，各早期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再拿来作为资本化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所以制造业的结构性过剩几乎不可能在同构的、分散的欧洲小国内部缓解（这也与现在东亚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于是德国首先加速向军事工业转移，并且必然随之在这种传统产业结构并不能产生增量的制约下、要求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重新分割。这当然导致从欧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战争。

2、美国两个“百日新政”受阻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源大国，因此本来比欧洲小国更有条件通过启动本国资源向资本转化形成新的资本增殖收益，并以此改出危机。1933年罗斯福执政后也确实推行了两个“百日新政”，第一个“百日新政”加强联邦计划和政府干预，但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受阻；第二个“百日新政”侧重垄断，但新法在1935年春起不到1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12项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业复兴法”。罗斯福执政后的3年中，各地已有100多位法官下了1600多道指令禁止实行 “新政” 。其实罗斯福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工业结构，而且尽管政府财政融资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国库亏空60-70亿，国债从1932年的187亿增加到1938年的347亿，但失业仍然有700万，全国14%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济。

看来，无论归罪于思路错误，还是推诿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罗斯福“新政”作为历史事实，对美国经济危机只是在1934-37年的3年间相对缓解。随之1937年美国经济再度出现危机，是年10月29日股票爆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1929年股市大崩溃时的跌幅还厉害。随后，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导致欧洲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压力下，罗斯福的“新政”也就销声匿迹了。可见，“新政”并没有根本解决危机。

3、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的历史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这次结构性危机：一是战争爆发和战后重建刺激了工业需求，当时旧有的工业在未改变传统结构的情况下，确实有了重新增长机会；二是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世界输出军火，和战后对世界援助重建物资的同时，使美圆自然变成世界通用的贸易结算货币，并在战后达到了占国际货币总量的约3/4的统治地位。

由此，不仅美国的大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可以得到最廉价的资金去进行资本输出，而且背靠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也可以进行只赚不赔的国际竞争。因为，只有美国政府可以凭借印刷出来的绿色纸片，与世界任何国家交换资源、产品，甚至政权。

说老实话，假如我们也有这种特殊条件，不去促进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自由竞争，推行“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大循环”，那就是放弃历史机遇。而实际上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当然就是不能亦步亦趋，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二、战后美圆资本的垄断地位变化，必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

1、美圆的垄断地位与追逐泡沫经济的本质特征

美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首领，各国以美圆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GDP增长比例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客观上造成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

2、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圆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美圆投资，不得不听任美圆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60-7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美圆独霸天下。于是有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其间，美圆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降低到3/5。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圆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品交易来保证其对超额利润的渴求。

进入到9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之比已经达到99：1。美圆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币值高估约70%。在1999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圆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美圆的贬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日益迫近。

然而，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必然在泡沫经济幻灭时加强对其他国家推行所谓“一体化”，企图为过剩美圆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吸食利润的条件。这就使得以发展实物经济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中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

我们这样分析，是因为西方7国最近针对已经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做出的对策调整，不过是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加强监督管理”，理论家们提出的看法也不过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集团对自身本质问题有能力做深刻反思，也没有给人们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对其心存幻想的举措。

3、东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

分析这次东亚经济危机的源头，本文的看法可能不同于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我们认为：东亚发生的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始作俑者仍然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因为正是美国在战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国的制度，又在日本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到对美国出口长期顺差的80年代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调整汇率。但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圆币值上升提高了日本转移传统制造业于东亚、和在欧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能力。尽管日本这些对欧美的投资大部分失败，但其对东亚的产业转移，却得益于东亚各国本身按照西方制度经验追求工业化，而大获成功。

一方面东亚按照日本“雁阵式”战略，以各国对欧美的出口配额为条件，发展成了日本产品的复制出口基地，这就是所谓“东亚奇迹”。而另一方面，日本则在大量移出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必然导致货币资本过剩于实物经济，其追逐投机利润的本质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亚洲最大的泡沫经济。这的确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事实。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让金融资本针对自身弊病做本质性转变是不可能的。

三、中国经济的增长分析

有人说，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延续第20个年头了。于是人们在最近的讨论中常常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向其他东亚国家那样，只维持了20年左右高增长，就纷纷在经济危机中进入衰退期。我觉得，这种比较的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其实如果以我们这种约10％的年均增长速度做为标准，那么中国从1952年“一五”计划起，已经高速增长了47个年头了。

47年的高增长也并非“奇迹”，因为中国大多数年份是在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原始积累阶段多数国家都是表现为经济高增长的。只是，改革前我们是中央政府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进行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两个增长阶段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在改革前27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控制的国有大工业体系。企业的层次级别不同，占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数量和质量既会明显差别。由此又产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条块之间在财产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复杂的利益关系。可以认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门占有全部资源和城市工业资本和格局，一方面较大影响和限制了县及县以下（包括大批国营工业“空白县”）地方政府占有资产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大农村和农民大面积的贫困。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本来是要解决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与地方政府追求发展之间的矛盾。当时形成了从中央到乡镇各级财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财政体制，一定意义上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较为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然而，财政分级承包制的实行，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按照中央政府进行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欲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

然而，农村改革和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部分地破除了过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积累的垄断流通、金融和科层组织体制，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全国的工农业剩余来形成自已的资本积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启动资本”。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县级企业普遍亏损；据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1994年的调查，全国1000家上交利税最高的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已达88.6%，比同期国营企业还要高！在这种局面之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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