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下个月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这个一年一度的峰会，是大国讨论经济政治议程的场合，自然，峰会反映着世界上最发达、也是最强大的国家对目前世界上主要问题的看法。这八个国家，预测中2003年的GDP总量，达到33万亿美元。在政治上，八国之中，有四个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组织者和国际议程的规定者。在军事上，八个国家包含了世界上主要的核大国，军事实力无与伦比。
近年来，国际上存在着要求中国参加八国峰会的强烈要求。最近几年，每年八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后，总会引起一阵讨论，就是中国应不应当参加八国峰会，东道主也总被问到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事实上，也总是有一些国家，表示希望中国能够与会。而中国的态度也总是一贯地予以拒绝。
因此，中国今年接受法国的邀请参加峰会的有关活动，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阻碍中国参加G-8的理由趋于消失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参加八国集团首脑峰会，就成为中国参与世界事务逻辑进程中一项难以回避的历史性课题。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参与八国集团有关会议的逻辑愈发清晰。原因十分明显：中国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大国，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在不确定性的力量。正如中国领导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人均一再强调的，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个组织就不能说是完整的。对于追求代表性的八国集团而言，这句话也一样适用。
但是，中国一再拒绝参加八国集团有关活动，主要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原来的七国集团(G-7)和后来的八国集团，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确定和讨论世界议程的组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与他们完全不同的问题，有自己特殊的议程。其二是：中国希望在联合国的体制下，讨论国际问题，制定世界议程，而不是由某些国家集团代替联合国，当然也不会同意由几个发达国家决定世界事务。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的演变，尤其在“9·11事件”之后，伴随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发轫，上面的两个理由，都面临着调整的必要。
第一个问题，在新的国际体系背景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加入全球化进程？我们知道，近年来，八国集团峰会的后面，总是有一批“尾随者”，即全球化的抗议者。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就应当像那些“尾随者”一样持一种抗议的姿态呢？是否像他们那样成为会场外面的叫喊者呢？当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其经济实力已经得到巨大提升的情况下，“门外的抗议者”与国家的利益是冲突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提交“2003年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创造的增长相当于2002年全球GDP总增长的17.5%，其增长贡献仅次于美国。2002年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增长占全球同范畴增长的29%。罗奇认为，今天的中国正为全球疲弱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高度不合比例的贡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也显示，198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PPP)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20.7%)，排名第二，而位列第三的日本，其贡献率只有中国的一半，仅为7%。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目前已跻身世界前三甲，不久将取代日本成为亚军。
也许有人对这些数字会提出质疑，但是，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则是没有疑问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中国的，而如何“看”往往决定着如何“待”，别的国家对待中国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同以往了。与此相应，尽管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看”发达国家的方式也需要转变，“待”他们的方式也应当转变。实际上，这样的变化，一直在进行。
第二个问题，在冷战结束、尤其是在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下，实际上就是联合国要不要改革，中国如何看待它的改革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就是联合国需要改革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中国对此改革应当支持。
联合国体制是“二战”的产物。它反映了1945年战胜国主导下的国际格局。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也就是维持和平。但是，冷战结束以来，战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区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成为主要的威胁等，都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架构。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改革联合国体制，确实势在必行。
比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和否决权问题。这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就结构来看，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显然不能反映国际权力现状。比如印度有10多亿人口，而法国只有6000多万
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下个月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这个一年一度的峰会，是大国讨论经济政治议程的场合，自然，峰会反映着世界上最发达、也是最强大的国家对目前世界上主要问题的看法。这八个国家，预测中2003年的GDP总量，达到33万亿美元。在政治上，八国之中，有四个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组织者和国际议程的规定者。在军事上，八个国家包含了世界上主要的核大国，军事实力无与伦比。
近年来，国际上存在着要求中国参加八国峰会的强烈要求。最近几年，每年八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后，总会引起一阵讨论，就是中国应不应当参加八国峰会，东道主也总被问到是否邀请中国参加。事实上，也总是有一些国家，表示希望中国能够与会。而中国的态度也总是一贯地予以拒绝。
因此，中国今年接受法国的邀请参加峰会的有关活动，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阻碍中国参加G-8的理由趋于消失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参加八国集团首脑峰会，就成为中国参与世界事务逻辑进程中一项难以回避的历史性课题。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参与八国集团有关会议的逻辑愈发清晰。原因十分明显：中国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政治经济大国，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在不确定性的力量。正如中国领导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人均一再强调的，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个组织就不能说是完整的。对于追求代表性的八国集团而言，这句话也一样适用。
但是，中国一再拒绝参加八国集团有关活动，主要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原来的七国集团(G-7)和后来的八国集团，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确定和讨论世界议程的组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与他们完全不同的问题，有自己特殊的议程。其二是：中国希望在联合国的体制下，讨论国际问题，制定世界议程，而不是由某些国家集团代替联合国，当然也不会同意由几个发达国家决定世界事务。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的演变，尤其在“9·11事件”之后，伴随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发轫，上面的两个理由，都面临着调整的必要。
第一个问题，在新的国际体系背景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加入全球化进程？我们知道，近年来，八国集团峰会的后面，总是有一批“尾随者”，即全球化的抗议者。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就应当像那些“尾随者”一样持一种抗议的姿态呢？是否像他们那样成为会场外面的叫喊者呢？当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其经济实力已经得到巨大提升的情况下，“门外的抗议者”与国家的利益是冲突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提交“2003年预测”报告指出，中国创造的增长相当于2002年全球GDP总增长的17.5%，其增长贡献仅次于美国。2002年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增长占全球同范畴增长的29%。罗奇认为，今天的中国正为全球疲弱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高度不合比例的贡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也显示，198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PPP)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20.7%)，排名第二，而位列第三的日本，其贡献率只有中国的一半，仅为7%。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目前已跻身世界前三甲，不久将取代日本成为亚军。
也许有人对这些数字会提出质疑，但是，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则是没有疑问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中国的，而如何“看”往往决定着如何“待”，别的国家对待中国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同以往了。与此相应，尽管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看”发达国家的方式也需要转变，“待”他们的方式也应当转变。实际上，这样的变化，一直在进行。
第二个问题，在冷战结束、尤其是在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下，实际上就是联合国要不要改革，中国如何看待它的改革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就是联合国需要改革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中国对此改革应当支持。
联合国体制是“二战”的产物。它反映了1945年战胜国主导下的国际格局。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也就是维持和平。但是，冷战结束以来，战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区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成为主要的威胁等，都冲击着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架构。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改革联合国体制，确实势在必行。
比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和否决权问题。这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就结构来看，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显然不能反映国际权力现状。比如印度有10多亿人口，而法国只有6000多万
人口，但是后者却能够否决掉任何自己不喜欢的决议。就否决权本身来看，这种权力是否合理呢？有学者认为，否决权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
再比如联合国的执行能力的问题。联合国决议的执行，要委托给具体的主权国家。而人们总是担心，受托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国家，会悄悄地塞进自己的私货。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但是，还是有舆论认为，美英等盟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开战的。对于不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国家，往往徒唤奈何，制裁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制裁无法把政府同人民区别开来，受制裁伤害最重的，是那些本来就遭受国内制度伤害的人民。中国是联合国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受益者，那么中国对于改革联合国究竟应持什么态度呢？总的来说，支持联合国改革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这个组织继续拥有合法性的条件。因为，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中国是联合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重建联合国的合法性，更需要中国的参与。
相对于“二战”后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时，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力量已经极大地提升了，无论从绝对方面看还是从相对力量看，都是这样。当时的一流强国，苏联、英国，目前都衰落了，法国作为欧洲的代表，在当时是一个弱国，现在仍然是二流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联合国的任何改革都应当尊重这巨量人群的权利。鉴于此，我们应当积极推进联合国的改革，把建立民主的国际体系作为一项基本的国家目标，以使联合国适应新的权力现实。
再者，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逐渐摆脱了孤立状态。中国融入国际组织的进程，与国内的改革保持了同步，前者有时甚至是国内改革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国际上的形象和承诺往往成为国内改革进程的摹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动力。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目前中国已批准或加入了18个国际人权公约。这些承诺，也是国内经济、政治民主改革的方向。这也是中国国家利益之根本所在。推动联合国的民主改革和联合国宪章民主精神的普及，也就是推动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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