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概述
关于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文献颇多，如宁越敏（1998）、崔功豪和马润潮（1999）、薛凤旋和杨春（1997，1999）、 许学强（1998）以及阎小培和刘筱（1998）、张小林（1996）、李王鸣和谢良葵（1997）等。综合各家观点，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动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政策、对外开放、外资的利用、大中城市的扩散、社区政府的作用和农民主体的行为等。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如薛凤旋和杨春（1997，1999）多次着文阐述外资投入对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意义，提出外资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的观点，认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外向型”是明显的和具有主导性的，并将以外资投入作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发展称为“外向型城市化”；许学强（1998）则指出，政策制度是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关键，起着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对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理解可简化为二元理论模式，即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然而，以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来分析中国8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无疑太简单（宁越敏，1998），宁越敏提出了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元主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共同作用的观点。
二、中国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新探
城市化是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特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和必然结果。决定区域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过程、特征、性质和方向的也不外乎区域本身所固有的因素和来源于区域之外的因素，即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也就是说，可以将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概括为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当然，内力作用与外力作用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有时也相互转换，共同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1.内力作用与“内生城市化”
制约农村城市化的内因是指区域本身所固有的、对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性质、方向和特征以及城镇的功能、规模等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主要有区域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生产力水平、社区政府、社区的企业和社区的个人主体等。内因对农村城市化的制约作用即农村城市化的内力作用。以内力作用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化本文称之为“内生城市化”，如苏南模式。传统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理论、“极化和涓流”（Polarization and trickling down）理论正是强调国家或区域内部各种因素对农村城市化的影响。
资源条件包括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社会经济资源、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技术条件；地理位置包括交通位置、政治位置和经济位置。它们不仅自始至终影响农村城市化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且也是农村城市化区域性特征产生的基础。如工矿城镇或旅游城镇的发展离不开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或旅游资源；大城市边缘的小城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很难想象在边远地区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的卫星城或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建立卧城；边境贸易城镇的形成基础则正是其边境位置。
生产力水平是对城市化性质、方向、特征、进程以及城镇职能、数量、规模等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如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业生产能为城市提供的食物、原料、劳动力等的多少，因而制约着城镇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城市的产业结构。东部发达地区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区，因而也是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中西部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农村城市化进程也相对缓慢。
社区政府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起着核心决策的作用。苏南地区之所以能成为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最快的地区，就在于其社区政府强有力的领导。相反，某些县（市）、镇领导对加快小城镇建设认识不足，抓小城镇建设的力度不够，延缓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同时，受社区利益的制约，乡镇企业难以打破社区界限而向小城镇集中，致使农村市场化滞后于非农化。
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向小城镇集中以及工业小区和市场的建设，调整了区域产业结构，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强了区域经济实力，从而促进了小城镇职能的改变、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农村城市化模式都是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事实上，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
社区的个人主体因素包括社区人口文化素质、思想意识、劳动技能等，这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最为能动的因素。我国的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之所以最先在苏南发展起来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苏南农村劳动力有发展非农产业的传统，具有“吃螃蟹”的精神。而在小农意识浓厚的地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至今仍处在萌芽状态。
从总体上看，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小城镇发展和建设的内部条件较好：或是有悠久的务工经商的传统，第二、第三产业发达；或是靠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接受强大的城市辐射作用；或是人口素质和生产力水平较高；或是拥有多方面的优势。在外部环境条件的有效配合下，各地充分发挥优势，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与小城镇建设，农村城市化进程和小城镇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中西部农村，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口素质相对较差，城市网密度较低，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偏少，技术水平低，人才、资金短缺，一句话，影响和制约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内部条件较差，再加上不利的外部条件，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发展水平低、速度慢。
2.外力作用与“外生城市化”
影响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外因是指来源于区域以外、加速或延缓农村城市化发展进程并影响农村城市化的性质、方向和特征以及城镇规模、功能等的各种自然和人文要素，主要有境外投入、宏观政策的变化、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行政中心的变更、行政区划和管理因素的变动等。外因对农村城市化的促进或延缓作用即农村城市化的外力作用。以外力作用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化本文称之为“外生城市化”，如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城市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化，“自外”的力量正在逐步增大，对城市化的进程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构成一种重要的外部力量型的城市化类型（崔功豪和马润潮，1999）。
境外投入是指源自区域之外的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乃至企业的迁入。这是许多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如珠江三角洲小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外资的利用。改革开放不仅加速了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乡村人口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吸引了外资的投入。外资的投入既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城镇的就业机会，也加速了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我们要承认改革开放政策所导致的地方积极性，农业和农村企业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因珠江三角洲的开放而引入的国内资本及国内市场的开发同样是珠江三角洲1978年之后城市化的发展动力，但外资的利用所导致的“外向型城市化”是明显的和具有主导性的（薛凤旋和杨春，1999）。再如，90年代初开始，由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出于环境保护等原因，不少城市工厂纷纷从市区迁往郊区的工业园区，成为郊区城市化的新动力（宁越敏，1998）。
自80年代起实施的东部倾斜政策加快了东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进程；以三峡工程建设为起点的西部大开发，也必将带动中西部社会经济和农村城市化的大发展。中西部要紧紧抓住西部开发这一历史机遇，用足、用活国家所给予的优惠政策，努力改善自身条件，积极主动地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推进区域城市化发展。
允许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并落城镇户口、调整建制镇标准等方针政策的实施，使城镇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从而成为80年代中期农村城市化的重要动力，这在全国各地都有明显的表现。
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市镇设置标准的变化以及撤区并乡建镇，我国建制镇数量和人口迅速增加，小城镇人口的增长来源也由过去的以自然增长为主转变为以农村人口的迁入为主。新增城镇和城镇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反映了我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
就整体而言，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农村城市化的外因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如外资利用方面，至1994年底，外资的89%分布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只占约11%；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994年，东部占65.7%，中西部合计只占34.3%（卫珑，1996）。
三、中西部加速农村城市化的战略措施
与东部相比，无论是制约农村城市化的内因还是外因（自然资源条件除外），中西部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中西部要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固然首先要从内因入手，包括努力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但同时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
1.努力改善内部条件，营造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村城市化的良好氛围
当前制约中西部农村城市化的内部不利因素主要有农村人口增长快、素质低，基础设施差，资金、技术、人才短缺等等。
人作为消费者是绝对的，作为生产者则是相对的，即只有与一定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相结合的劳动者才是生产者。而且，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远远高于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对中西部来说，一方面，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不利于资金积累，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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