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来看，自40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里，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其顺序及大体起迄时间是：1941-1949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初始时期；1950-1965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时期；1966-1978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受挫时期；1979年至今，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成熟时期。以下就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状况及其特点，作一概略介绍。 
一、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初始时期（1941-1949） 
一般而言，一种思想、理论产生之后，对这种思想、理论的研究将相伴而生。随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和形成，相应的研究也就逐渐开始了。 
30年代后半期，有关毛泽东的生平传记问世，以毛泽东口述、斯诺整理的《毛泽东自传》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毛泽东传略》最有影响。这些传记文字，在介绍毛泽东生平事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附带论及毛泽东的思想，或介绍或评论。当然，这种介绍、评论是零碎的而非系统的，个别的而非普遍的，更不是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自觉进行的。 
真正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是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党内党外、国内国际环境推动下开始的。当时，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所验证，毛泽东本人在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文章的发表，说明了毛泽东理论上的成熟，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威望也开始在党内树立起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高潮，许多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有必要给予恰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展开攻势的同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样，政治上树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思想上树立毛泽东的思想的权威地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发起反击、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重要内容。此外，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也有树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旗帜的需要。 
上述情况表明，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主客观条件日趋成熟，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已是水到渠成。40年代也因之在毛泽东思想宣传和研究进程中显得极为重要。 
1941年初，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的角度，较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这样两种含义相同、提法有别的措词。尽管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不甚妥当，但作者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间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表明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有了理性的认识和初步的自觉性。 
延安整风运动使党内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多的认识。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肯定“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并进而论述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思想是怎么产生的，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命题，表明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理论提炼，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这篇文章虽然也在同一个意义上混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但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相联系，又含有新意。可以说，这篇文章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研究具有开拓意义，给后来者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 
中共七大在毛泽东思想研究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以“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一节，集中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有关理论问题，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含义及基本内容，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必然性，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思想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来源，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创造科学的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产生、成熟的重大意义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诸如“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样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毛泽东“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样的论述，解决了为什么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具体内容和基本构成的概括，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九个方面的归纳相对于当时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而言，基本上是全面的，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向全党发出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号召并提出相应的措施，有助于推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宣传、学习和普及。至于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或是全党集体的思想，刘少奇在两方面都曾论及，但总体上仍视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这是40年代及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普遍现象。 
以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标志，完全自觉的、全面系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正式开始，并成为党的思想理论界的一大热点。而刘少奇的报告既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进展，又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此前后，陈毅、博古、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党的领导者也对毛泽东思想作过阐述。同时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撰文著书，从不同角度宣传和论述毛泽东思想，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张如心的《毛泽东思想与作风》，黄浅的《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方法》。从1944年开始问世的《毛泽东选集》也越来越多地被出版、翻印，且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流传和影响至全中国。 
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有以下特点：（1）从研究进程看，随着“毛泽东思想”作为概念的使用，作为指导思想地位的确定，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零散走向系统，从个别人的行为走向全党的集体行为。（2）从研究内容看，感性认识多于理性认识，虽然开始注重探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问题，但侧重于从政治上和理论上肯定与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心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3）从研究成果看，史料价值多于理论价值，虽然专论专著开始问世，但一般篇幅较小，涉及面也不宽，基本上集中于总体把握和政治思想、思想方法，专题研究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4）从研究对象看，由于认识不足和政治需要的双重因素，基本上将毛泽东思想看作毛泽东个人的思想。（5）从研究目的看，着眼于树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思想旗帜，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和人民思想意识中的主导地位。 
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时期（1950-1965） 
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社会制度发生质的变化同步，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开始除旧布新，全面重构社会意识形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自己的指导思想作为新中国、新社会的指导思想，以保证新中国按照自己的愿意设计和建设；经济上翻身、政治上解放的中国人民，把毛泽东和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大救星，真诚地信仰毛泽东思想，愿意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思想。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由于40年代各个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存在着体例杂乱、文字错讹等缺陷，不能满足新中国系统、准确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从1951-1960年，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1-4卷陆续出版，收入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论著、讲话也不断在报刊发表或有单行本面世，毛泽东著作的专题性汇编也先后推出。这又为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正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7年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较40年代大大地发展了，并成为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热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毛泽东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陈伯达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张如心的《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等，均有较大影响，是建国初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 
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大发展，一方面表现在研究论著的数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表现在研究的面大大拓宽。毛泽东思想各个具体部分的研究迅速展开，专题性研究的论著比重逐渐增大，主要涉及哲学、文艺、军事、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围绕《矛盾论》、《实践论》展开；文艺思想研究主要围绕文艺服务的对象及文艺评论的标准进行；军事思想研究的中心是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教育思想研究主要论及教育观；经济思想研究侧重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理论；政治思想研究侧重于人民民主专政、两类社会矛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 
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1）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服务，因而以大规模的通俗化宣传为主，相当部分论著是谈论如何学好毛泽东著作之类的普及读物，为毛泽东思想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做出了贡献。（2）研究成果的种类增加，篇幅有所扩大，但以学习体会式的、注释解说式的小册子、论文集居多，学术性的、个人的著作相对较少，对经典文献的引证多于论述。（3）随着50年代后期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左”的倾向，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趋于“左”倾，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渲染逐渐强烈，学术界、理论界的忌讳、禁区也多起来，难以真正达到科学研究的境界。（4）个人崇拜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有所表露，尤其是60年代林彪强调“活学活用”之后，出现了学习背警句，研究走捷径的简单化、片面化趋向。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与科学的、成熟的学术研究还有距离。 
三、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受挫时期（1966-1978） 
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遭受挫折，是由对毛泽东个人的神化、对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绝对化所引发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带来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极左化，再加上个人崇拜意识的弥漫，使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陷入了非理性的狂热之中。其基本状况是：（1）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基本上被政治宣传所取代，而且规模浩大，充斥于各种媒体、会议、大字报、传单甚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文字，很多是出自工农兵之手的“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心得体会以及粗制滥造的辅导材料。（2）几乎没有严肃客观的科学研究论著，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多是教条化、形式化、庸俗化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充斥其间。其典型表现为：热衷于对毛泽东著作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俨然“句句是真理”；对毛泽东的语录要求“随身带”、“天天读”；对毛泽东的思想要求“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种几亿人口举国一致的行动，足以令任何一种宗教崇拜相形见绌。（3）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运动及其进展紧密联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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